成年自闭症
“尽管参加了成人礼,但我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成年人。”或许这注定只是一个仪式,为了全身心照料儿子,诸红40岁就办理了退休“全职”在家。如今,56岁的她正面临着诸多成年自闭症患者家庭普遍要思考的问题:当自己逐渐老去,谁来庇护永远无法真正“成年”的孩子?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贾美香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如今国内还未有针对自闭症的大范围的权威流行病学调查。而今国内经医学诊断的第一代自闭症患者中,年龄最大者已过50岁,大多数成年自闭症患者仍由年迈的父母监护、照顾。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自闭症儿童救助基金会发起人之一、26岁重症自闭症患者多多的母亲周静表示,面对成年自闭症患者现在与未来的生存困境,自闭症患者父母普遍希望“让自己活得长一点,最好比孩子多活一天”,这既是一种奢望,也是一种无奈。
他有一个当博物馆讲解员的梦想
哪怕只是一场短暂的“梦”,在诸红眼中,去年的那场成人礼,仍是这么多年来最好的一个礼物,既是“圆梦”,也是安慰。把博雅的手交到正常孩子的手中,意味着,未来社会会有人照顾他们。
作为一名中度自闭症患者,在成人礼上,博雅人生中第一次穿上了正装。在挑选西服的时候,他还兴奋地问妈妈和女销售:“我穿上这身西装是不是公司职员了?”
儿子天真的话却让她心酸,诸红说,面对博雅无法治愈的现实,自己早已达到内心的平和。事实上,这一过程并不短暂,从旁人嘴里的“贵人语话迟”到接受儿子需要被终生监护,她整整用了八年。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对自闭症(国内时称“孤独症”)的认知刚刚开始。1997年,经北大六院的权威儿童精神病学家杨晓玲诊断博雅是孤独症倾向后,诸红和丈夫曾遍寻培训机构,希望能够把儿子“矫正”过来。
与许多自闭症患者一样,博雅怕声音,别人音量大一点,他就要捂住自己的耳朵。上小学前,博雅连汉字“一”都写不出来,诸红唯有握着儿子的手一遍遍地在田字格本上写一。不知道写了多少本后,博雅终于学会了写“一”。“一”会写了,二三四也就用相同的方式训练他。
自闭症限制了博雅的逻辑思维,但自闭症患者刻板重复的行为,却让他有着较强的机械记忆能力。小学的时候,博雅还在普通学校上学,因为背诵古诗速度快、数量多,得到了唯一的一张奖状。近年来,诸红给博雅买了许多书,有一次偶然买到的介绍博物馆的手册,开启了他对参观博物馆的爱好。仅仅是首都博物馆,博雅就去了五六次,对自己喜欢的内容,更是“百看不厌”。
他喜欢了解恐龙,还会主动去上网搜集信息。到了瓷器馆,他会给母亲作讲解。只要有新出的介绍博物馆的书籍和光盘,他也一定要买回来。看到感兴趣的片段,他更会不断地用遥控器倒回去重复观看无数遍。
为了给儿子创造更多和社会接触的环境,诸红和丈夫喜欢带着他去旅游,到过欧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每次出去,博雅都会跟在导游身边,听导游讲解,有时甚至能说出极为冷僻的植物的名字,让导游很是吃惊。
诸红说,如今每当问到博雅的梦想时,已经28岁的他都会回答,“希望能够成为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
『我对女儿说,哥哥不应是你的问题』
发现儿子多多是自闭症患者后,周静情绪一度低落,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时间才走了出来。
从5岁开始,周静把多多送去了培智学校。由于是重度自闭症患者,多多不仅有着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行为刻板重复等普遍问题,也经常难以控制情绪,脾气比较大,这让周静一度崩溃。
周静和丈夫陈洪喜欢旅游,从2004年开始,他们和几个相熟的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就开始一起出去自驾旅行,几乎游遍了大半个中国,喜欢记录的陈洪还将此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星星在旅行》。
2015年,周静与陈洪带着多多以及12岁的女儿一起从北京飞往云南芒市,同行的还有几个自闭症患者家庭。到了首都国际机场,多多情绪失控,在摆渡车和停机坪上大闹,最终上了飞机后,空警要求陈洪将多多从飞机上带走。在全机舱乘客的目光中,周静从后排走到飞机前舱,与丈夫交接身份证、机票和行李牌。她形容,那二三十米,是自己一生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或是感知到了妈妈的尴尬,善解人意的女儿从后排走到中间,将周静迎回了座位。
这段尴尬的经历并未挡住周静夫妇带着多多走出去的步伐,从那以后,再出去旅行,他们都会选择自驾游或坐火车软卧的方式,避免给其他人带来困扰。
妹妹与哥哥的生日只差7天,每年过生日,兄妹俩都会一起过。有一次过生日出去吃饭走在路上,妹妹一直领着哥哥走。丈夫陈洪说:“你看,这应该是未来让咱们比较踏实的一个画面”。
他们将这个画面拍了下来,对女儿说这个画面让他们“很欣慰”。女儿沉默了半分钟后说,“妈妈放心,我以后长大了,会管哥哥的”。
这句本该让人温暖的话却让周静同时感到心酸。“后来我跟她说,多多不用你管,哥哥不应是你的问题(责任)。未来我们要走了,你是顺延监护人,你愿意去关照一下哥哥,我感谢你。但我绝不会把哥哥任何一点点的压力给到你,你一定会健康成长”。
成年自闭症患者家庭仍需『抱团取暖』
对成年自闭症患者来说,要融入社会不是简单的事。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旅游、去博物馆,博雅与社会的接触并不多。2017年开始,博雅参加公益艺术疗愈活动,学习画画、煮咖啡、做烘焙……如今,他已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如收拾床铺、做番茄炒蛋和蒸米饭。经过不断的“尾随”训练,博雅还可以在母亲的指示下独自出门,在家附近的小店购买生活用品。
因为多多,周静的人生命运也被彻底改变。机缘巧合下,周静参与发起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自闭症儿童救助基金会,通过持续地艺术疗愈和举办自闭症患者的艺术展览等公益活动,推动更多人关注自闭症,推动自闭症患者家庭抱团取暖。
从2017年开始,基金会开始集中精力,致力于大龄自闭症患者的康复教育和技能培训,希望让更多的大龄自闭症患者实现生活自理,甚至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
儿子的进步,诸红看在眼里,心生安慰。令她担忧的是,当自己年纪渐长,儿子的未来该往何处去?倘若没有人持续地关心和照顾,失去了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已经掌握的社会能力是否也会逐渐退化?
“面对自闭症患者逐渐迈向大龄,我们盼着政府出台配套的政策,解决他们未来养老问题、由谁照顾的问题。毕竟,自闭症患者是需要终身被监护的。”周静说。
全国的成年自闭症患者究竟有多少?作为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贾美香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如今国内还未有针对自闭症的大范围的权威流行病学调查,国内经医学诊断的第一代自闭症患者中,年龄最大者已过50岁,如今大多数成年自闭症患者仍由年迈的父母监护。同时,近几年来,到医院门诊看病就诊的患者正在逐年上升,如今她每年接诊的数量保守估计已超过3000人。
如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自闭症儿童救助基金会、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等国内自闭症康复机构和公益组织,通过艺术疗愈和技能培训帮助自闭症患者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希望开始探索一个适合自闭症患者生存的社区生态,帮助有条件的成年自闭症患者实现生存、就业、养老。而要实现这一愿景,道路仍艰难漫长。
某一年的北京夏天,诸红带着博雅到家附近练习投篮。练习没多久,博雅突然转身跑到篮球场另一侧的半场,把一位年约20多岁的青年挤到了一旁,并说:“看我怎么投篮。”诸红解释了儿子的情况后,对方理解地笑了笑,并邀请博雅和自己一起打球,手把手地纠正博雅的动作。当博雅每投进一球,他都会大声欢呼。兴奋的博雅还提出要给他讲故事,顶着骄阳和地面蒸腾的热气,青年和博雅一起席地而坐,听他讲那些跳跃又没有逻辑的故事。
诸红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那一刻,在我心里他就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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