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约公元前480—公元前390年),姓墨名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先秦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汉之后,相对沉寂,清末以来,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墨子弟子收集其语录等,编辑《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本文就其政治主张进行探讨。学术界一般认为:墨子有十大政治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墨子》中各有专篇。笔者将天志、明鬼排在前面,把节用、节葬、非乐合并为一项,再列“法仪”“五谷”两项,亦为十大主张,概述于后。
一、天志
墨子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
《天志上》简明而深刻地阐明了墨子的天志观。
“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上天对所有的地方都能明白地看到。人们要知道这一原理。
天的意志主要表现为:
“天欲义而恶不义。”“天之爱天下之百姓”。
“义”的重要性:“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对“义”的解释:“且夫义者政也(政,通“正”,即匡正的意思),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之为政于天子。”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者。
顺从天意,就会得到奖赏;违背天意,必受处罚。“故于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残害),必得罚”。并举例说:“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
怎样才能顺从天意?“顺天意者,义政也(以义服人的政治)”“反天意者,力政也(以力服人)”。义政就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掠夺)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
上天关爱天下百姓。“以其兼(不加区别)而明(成长)之”“以其兼而有(包容)之”“以其兼而食(养育)之焉”。“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详者谁也?则天也。”杀害无辜者,天会降下灾祸。
天志是“兼相爱,交相利”的最高准则,是判断是非的试金石。“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钜。轮匠执其规钜,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
墨子的天志观是墨子的核心思想,是他的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他的其他主张皆来源于此。这是我把“天志”排在第一位的原因。
从哲学方面讲,天志观是唯心主义的,是有神论者。但其目的是把天作为“兼相爱、交相利”的象征。天有赏善惩恶的意志,天志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作者以此警告贵族统治者,不顺天意必受惩罚,必降灾祸,引导人们讲义,向善。天志有时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
天志观广生于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这对当时社会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二、明鬼
《明鬼》,就是辨明鬼神的存在。
墨子认为: 鬼神是存在的;鬼神能扬善惩恶。
《明鬼下》以史书记载的例证,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了这一问题。
墨子首先提出天下大乱的原因是由于人们怀疑鬼神的有无、不了解鬼神能赏贤罚暴。“逮自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武力征讨)。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行政长官)之不强于听治,贱人(平民)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袭击)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都出现了)。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
由此提出考察鬼神有无的必要性。“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辨别),以为将不可不明察此者也。”
接着,墨子一连讲了史书上记载的几个故事。一是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三年后,已成鬼的杜伯在猎场以箭射死周宣王。二是秦穆公在宗庙遇见句芒神。神说:上帝赞赏你的道德,让我赐给你十九年寿命,使你的国家昌盛,子孙繁茂。三是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一年后燕简公坐车去祭祀,被已成鬼的庄子仪用木棒打倒在车上。四是宋文君时,掌管祭祀的观辜,祭祀时不恭敬不谨慎,被神灵附体的巫师打死在祭坛上。五是齐庄公的臣子王里国与中里徹,打了三年官司不能定案。齐庄公让两人共牵一只羊到神社盟誓。把羊杀了,羊血洒在神社前。先读王里国誓辞,读完了。再读中里徹誓辞,没读到一半,羊奋起而触之,案情大白。这五个故事,最后都有结论:“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墨子还从三代圣王修建祭坛、宗庙、神社、选择祝宗、祭品等论证:“古者圣王必以鬼为有,其务鬼神厚(隆重)矣。”
墨子还指出:《周书》《商书》《夏书》都有关于鬼神的记载。因此,“尝若(当若)鬼神之能赏贤如(而)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闲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要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此言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
《明鬼下》结论:“今天下之五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尊奉宣扬)也,圣王之道也。”
显然,“明鬼”与“天志”一样,是唯心主义的,是整顿社会秩序的信仰,体现了墨子改造社会的良苦用心。其目的:警告统治者要谨慎,多行不义必受惩罚;以信仰增强老百姓敢于反抗的勇气。这一观念的提出,着眼于人民的实际利益,着眼于其起到的实际作用。
尊天明鬼,这是墨子的理论基础。
其实,墨子的这一思想负面影响深远。至今有人相信、甚至迷信鬼神。
三、兼爱
兼爱,兼而爱之。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不分亲疏地爱天下所有的人。
《兼爱中》反复论证这一命题。
首先,墨子确定了做人做事的原则:“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接着,阐述了什么是天下之害、及其产生的原因与恶果。“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强力争夺),人之与人之相贼(杀害);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控制)弱,富必侮贫,贵必敖(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墨子明确指出:“以兼相爱(互相关爱)、交相利(互相谋利)之法易之。”具体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结果“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
墨子认为,兼爱并不难。“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焉,特上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只不过君主不把它放在政事上,士大夫没有付诸行动罢了。
墨子以大禹治水、周文王、周武王治国为例,证明兼爱的可行性。最后得出结论:“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祸不断,人民深受其害。墨子提出“兼爱”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
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是有区别的。
儒家的仁爱,是有等级的、有差别的、局部的。墨子的兼爱,是平等的、是博爱、是大爱。
在阶级社会,兼爱只是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是崇高的。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伤亡。天灾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人民鼎力相助、奉献爱心,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捐款捐物,通过各种方式表示慰问,生动地体现了人间大爱。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兼爱,总是人们的企盼、渴望、追求。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代价值。对当代道德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爱的奉献》)
四、非攻
非攻,就是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人类和平。
墨子极力主张非攻。
《非攻上》连续设喻、层层递进,由偷桃李、偷鸡犬、偷牛羊、杀人取物之不义,引出攻人国为更大的不义。严正指出“大为非攻国。” (攻打别国是大的过错。)
《非攻中》揭露攻战之害。“今师徒唯毋兴起(现在假如军隊出征),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上为“出”之误),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腐)冷(泠)不反(返)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飯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墨子感叹:“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年代久远的)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结尾引用古语警告统治者要汲取历史教训。“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
墨子反对攻伐,但并非反对一切战争。《非攻下》记载:当喜好攻伐的国君提出,“昔日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回答:“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則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他们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制止了混乱,使天下安宁。
墨子对“非攻”不仅反复论证,四处游说,而且亲自实践,身体力行。
《公输》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公输盘为楚国制造云梯,准备政打宋国。墨子闻讯后,“齐(疾)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楚国国都)。”先是与公输盘讲道理,指出攻宋“不可谓智”“不可谓仁”“不可谓忠”“不可谓强”“不可谓知类”(明理)。后是指楚王攻宋是以富窃贫。接着搞虚拟战争,“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木板)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抵挡)之”。当公输盘阴谋杀墨子时,墨子说:“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余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终于说:“吾请无攻宋矣。”这体现了墨子的大智大勇。当然,最后还是以实力说话。鲁迅以此题材写了历史小说《非攻》,塑造了一个大仁大义、奋力突践自己主张的伟大形象。小说语言幽默、生动、形象、意味隽永。
《鲁问》还记述了墨子止齐伐鲁、止鲁攻郑的故事,十分感人。
历史远去,非攻思想仍有现实主义。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浪潮滚滚向前。全世界人民热爱和平,期盼和平,珍惜和平。而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出兵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这是典型的攻伐,不义之举,必将遭到失败,自食其果!
五、尚贤
尚贤,崇尚、尊重贤人。不分贵贱,推荐、选拔、使用贤人。这是墨子关于用人的政治主张。
《尚贤上》作了具体论述。
墨子分析了国家贫困、人口减少、社会混乱的原因,“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使用)能为政也。”所以当务之急“将在于众(聚集)贤而已。”
以什么办法众贤?墨子指出,贤良之士“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辅助)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古代圣王的原则是:“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这样就形成一种导向,“举义不辟(避)贫贱”“举义不辟亲疏”“举义不辟远近”,全国上下“皆竞为义。”
墨子总结了古代圣王的经验,“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按德行排位)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工匠)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给予决断之权)。”“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定)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墨子列举古代史实:尧提拔舜,“天下平”;禹提拔伯益,“九州成”;汤提拔伊尹,“其谋得”;文王提拔闳天和泰颠,“西土服”。由此引出结论:“得意(国家太平时),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下》提出“为贤之道。”即:“有力者疾(赶快)以助人,有财者勉(努力)以分人,有道者劝(勉励)以教人。”说明贤人不仅要有能力,还要有高尚品德。
墨子在《修身》中提出,要成为贤士,必须修身。修身的主要方法是:“谮慝(诬蔑与恶毒)之言,无入之耳;批扦(诽谤与攻击)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孩应为“刻”,伤害别人的刻薄之想),无存之心。”“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交往)。”“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言无务(追求)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华丽)而务为察(明确)。”
墨子在《亲士》中告诫国君,凡人才都有个性,要宽容、善待贤士。“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
墨子的尚贤思想,反对贵族专政,尊重人才,唯贤是举,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对后世有深刻影响。荀子在《君子》中提出,不能“以族论罪,以世举贤。”韩非《显学》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龚自珍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 这对现代用人,也有借鉴意义。
六、尚同
尚同,即上同。人们的思想应当统一于上级,并最终统一于天。
《尚同上》指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刑法与政治)之时,盖其语,人异义。”“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这就是各执己见、没有统一思想的结果。
“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行政长官),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三公”“诸侯国君”,“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无论听到好的或不好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这样形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并以上级意见为准。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乡长者,乡之仁人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天子唯能壹同(统一)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灾祸)犹未去也。”最后的裁定者是有最高意志的“天”。
《尚同中》强调:“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
《尚同下》提出尚同的前提:“凡使民尚同者”“必疾爱(深受)而使之,致信(诚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导)其前,明罚以率其后。”结论:“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而行的行政管理原则。
尚同提出选择贤者、仁人担任各级领导,自下而上同于“义”,这是对当时贵族统治的批判,是墨子针对国家混乱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另外也有人指出,尚同是集权主义。
尚同思想亦有时代价值。面对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培育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努力奋斗!
七、节用、节葬、非乐
节用、节葬、非乐,提倡节约利民。这是墨子的政治主张,也是墨子的经济思想。
节用,节约用度,反对奢侈浪费。
《节用上》指出:“去其无用,足以倍之(去掉不实用的东西,国家财利增加一倍)。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有益于实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通“得”)不劳,其兴利多矣。”
墨子从制作衣服、建造宫室、制造兵器、打造车船等方面细化了节用标准。“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鲜祖不加者(漂亮而不增加实用)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凡为宫室加固者,鲜祖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兵器)何以为?有甲盾五兵者胜,无有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鲜祖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鲜祖不加者去之。”
文章最后点明主题:“去无用,之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辞过》是对《节用上》的补充。墨子通过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养妾)五个方面的古今对照,得出结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节用中》还强调:“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春秋战国时代,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较少。墨子提出节用,其心至善至诚。
节葬,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薄葬短丧。这是节用的一个分支。《节葬下》集中论证这一主张。
墨子站在治理天下的高度,提出要做好三件事:“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但“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乎”,所以“仁者将求除之天下,相废而使人非之,终身勿为。”
墨子以严密的逻辑推理阐明厚葬久丧的危害。“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请求)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
墨子指出:“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三尺)之亩,则止矣。死则既以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圣王之法也”。并以尧、舜、禹三代圣王的葬事举例说明:“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
墨子无情地揭露了当时贵族大办葬事的现象。“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纹饰皮革)三操,壁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衣衾)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
差通(墓道),垄虽兄(当为“况”)山陵。此为辍(荒废)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这与圣王之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结论:“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内心真诚)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葬之为政”。
节葬,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非乐,反对奢靡音乐,提倡节约人力财力。《非乐上》专论这一问题。
作者先立准则:“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作者从六个方面论证“为乐非也”(从事音乐是不对的)。(一)“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二)“姑尝厚措(增加赋税)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三)撞钟,“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亏夺民衣食之时。”(四)听音乐,“废君子听治(治理政务)。”“废贱人(平民)之从事。”“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五)歌舞,“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绣。”“亏夺民衣食之财。”(六)观乐之害,王公大人“即必不能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士君子即不能“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农夫“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妇人“即不必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
作者宣布:“今天下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的非乐思想是否定儒家的礼乐,批判贵族享乐生活,也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 的。我们辩证地看,音乐有娱乐和教化功能。音乐可以传递感情,振奋精神,鼓舞斗志,陶冶情操,增长知识,还有医疗、保健作用。人类生活不能没有音乐。当然,对古人不可求全责备,看问题不要脱离时代背景。
墨子的节约利民主张,意义在于重视发展生产,尊重劳动成果,培养节俭美德。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党的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中央要求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墨子节用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落实“八项规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节用也是持家之道。
八、非命
非命,不认命,命非注定,事在人为。
《非命中》首先提出衡量言论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故使言有三法”:“有本(本质)之者,有原(情理)之者,有用(实践)之者。”办法是:“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征以先王之书”;“发而为刑政(刑法政令)”。
然后进行论证。“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发布政令)也,则岂可谓有命哉!”
“初之列士桀大夫(古代的有功之臣与杰出的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而天下皆曰其力(他们努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
“是故昔日三代之暴王”“外之驱骋田猎毕弋(打猎捕鸟),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僇之中。”“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恶恭俭而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曰:我命固且穷。”“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反复粉饰命定之说,用来教育广大愚昧纯朴的人民)。”这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命定论的本质。
结尾引用历史典籍得出结论:“命者,暴王作之(天命是暴君伪造的)。”“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墨子还在《非乐》中指出:“赖其力者生(生存),不赖其力者不生”。
墨子又在《非儒下》批判了天命论。
墨子的非命与儒家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针锋相对,儒家的天命论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麻醉剂。墨子主张事在人为,提倡个人努力,尊重人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彻底否定天命论。
《非命中》的“三法”,含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素,是文中的一大亮点。另外,墨子《经说上》把知识分为“亲知”“闻知”“说(推理)知”三类,把同分为“重同”“体同”“合同”“类同”四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同志认为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应当指出,《非命中》与《天志》《明鬼》自相矛盾。但应理解墨子大讲天志、明鬼的良苦用心。
非命,倡导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希望人们自主、自信、自强,通过不懈努力改变自已的命运。历史地看,这一观点弥足珍贵。
九、法仪
法仪即法度。泛指一切标准、规范或制度。《法仪》一文专题论述。
《法仪》先提出法的重要性。“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百工(工匠)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悬垂)。”“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聪明)也”。
《法仪》论证法的标准:法天。“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老师)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法(效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度)”。“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以什么为法度?“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而不自居),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衡量)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残害)也”。“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详焉。”
《法仪》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并发感慨:“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法仪》中百工从事一段话,体现了程序的重要性,是程序法的萌芽之一。
《法仪》“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尚同上》“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这与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人人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思想接近。而墨子比卢梭早一千多年。
墨子早于法家。他的法治思想有先驱作用。
墨子的法治思想有待深入研究。
十、五谷
五谷,在《墨子》中没有专论,也没有这个题目,而见之于《七患》一文中。
《七患》指出:“国有七患”(国家有七种隐患)。其中,“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施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墨子把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摆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上。
《七患》论述五谷的重要性。“凡五谷者,民之所仰(赖以生存)也,君之所以为养(养育百姓)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役使),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努力耕种)也,用不可不节也。”遇到粮食歉收,官员俸禄随之减少。遇到“饥”年,“则尽无禄”。
墨子认为:粮食收成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故时年岁善(丰收),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荒年)则民吝且恶。”
墨子认为:有自然灾害,五谷不可能年年丰登。既要努力耕种,又要节俭。而且必须有储备。“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按农时耕种),而自养俭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
墨子从战略高度讲“储备”。“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武器)者,国之爪(利爪)也;城(城池)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工具)也”。“故国离(遭遇)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渭国备。”这是墨子的大局观。
墨子提出解决“七患”的方案:集中发展农业,国家要保留有三年储备。
我读此文,有两点感悟:
(一)有备无患,有忧患意识,防范风险。
(二)农业是基础。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往今来,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任何时候不能放松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墨子还在《非乐上》《鲁问》中表达了对农民、农业生产的热切关注。
当代,我党高度重视“三农”工作。2004年,粮食直接补贴全面推开。2006年,正式取消农业税。今年2月19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1个、新世纪以来第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现在,全国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政策,符合国情,深得民心!
以上是我对墨子主张的归纳、诠释及点评,吸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个人不成熟的见解。祈求读者指正。
习近平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201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为研究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日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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