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口号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口号的性质是什么）

术语表达：

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于中国北京的一场爱国运动。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后。北京学生开展了集会、游行、罢课等活动。后来得到了各地学生及各界的广泛支持，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罢市、罢工、还有学生罢课活动。从而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并最终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去签了和约。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考情分析：

五四运动更加注重的是价值观培养，高考题中涉及较少。

学者观点：

龙永干：从语汇概念的源始也即原始义来看，“五四”运动原本是一个事件， 是一个史学范畴。它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 为主的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等对抗北 洋军阀政府朽败反动的爱国事件。但此一事 件在当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连绵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五四”事件爆发原因极为复杂，其中有着学生积极关注巴黎和约、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因素，也 有着背后各种政治力量博弈、彼此错杂激荡的缘由。 事件发生后，知识界就对其进行了积极的反应。“五四运动”一词由此生成。他们不但对“五四”事件本 身进行了反映，而且对其内在思想和精神进行了阐发。认为它是世界大势和国内 矛盾的激化的表现，是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统一。认为“这次运动有 三种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 “第 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而鲁迅之所以会出现 这种“缺席”的遗憾，原因应是多个方面的：一、教育部任职的身份，可能让其 有所顾忌。 二、他与北京大学学生甚或整个北京学生主流联系不甚密切。鲁迅 1920年8月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师，此时与北京大学学生的直接交流甚少，对学生的活动及其背后的缘由等也缺少深入的了解。三、他向来不赞成请愿的方 式 。（鲁迅缺席五四运动的原因）

郭辉：五四精神作为五四运动意义的外在表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嬗变。随着时间的演进，“五四运动”一词有了比其最初内涵更广的意义，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五四记忆的意义远大于运动本身。新中国成立之初，革命记忆继续盛行，五四运动纪念所弘扬的五四精神也将革命记忆作为阐述重点。于是，五四运动被视为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并具有现实合法性基础。革命传统的阐扬往往与现实有关。革命记忆，促使青年们能利用革命传统不断进行思想革命，并积极服务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五四纪念中革命记忆的极端化则是社会激进化的反映。文化大革命前夕，五四纪念已彻底革命化，成为宣扬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舞台。“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1978年的五四纪念将“五四”传统定义为“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且‘五四’以来的历史证明，凡是革命的、进步的社会力量，都继承并发扬了科学和民主精神。五四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被重新发掘出来服务于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五四运动不同时期的解读）

王小蓉：1960年，周策纵就归纳指出了华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三种主流评价: 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它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是一场启蒙运动”; 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批判它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 中国共产党阐释它是“由列宁引起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李泽厚的自由主义观点颇具代表性:“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启蒙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可惜“救亡压倒启蒙”。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其倡导者期冀在内忧外患、亡国亡种、政统崩解重构之际，补辛亥革命思想道义之缺失，重塑国民性格，重建道统。五四运动是学生界在时局“最后的关头”，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发起的一场志在革故鼎新、走向自由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山东问题的抗议活动，迅速扩大为一次全国性的学生运动，最终导致民族主义的迅猛高涨，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关于五四运动的定性）

陈廷湘：面对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的有识之士确乎完全无愿望、也没有时间深思熟虑大清败给“英夷”的根本原因何在，以及大清要力挽狂澜、重振雄风应从何做起，就立即开启了救国行动。西方社会先经历数百年思想启蒙才开始政治革命，政治创新后又经一百多年准备方启动经济革命。相较于西方，以救国为表现形态的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运动的行进次序是完全颠倒的。换句话说，大清在1840年抗英失败后，开启了完全没有现代思想的现代转型。在强烈救国情怀支配下，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类似先贤古训 “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一消解“英夷”优势的救国之道。这种缺失思想指导的救国行动自然也是毫无预设、毫无计划的行动。这是一场有意识的救国运动和无意识的社会现代转型运动，但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洋务运动都是缺失新思想基础的盲目求新行动。对洋务运动缺乏新思想的弊病，当时的文化人就提出过批评，王韬、郑观应等知识精英尽管殚精竭虑，大声疾呼，欲唤起国人在千年未有大变局下认清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处境，但他们那些最具前沿性的新思想却始终未进入洋务主办者的行动轨道。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于同属东亚的“蕞尔小国”日本后，给国人带来的震动有如天塌地陷。在国势惊天巨变面前，国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更不可能是思想求新，而是行动救国。但闪电式的变法仍然总体上是缺乏思想 准备的 “行动”。戊戌变法遭到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变法运动作为本质上以变中国皇权政治为现代政治为目标的更始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临事仓促行动应是更深层的根本原因。当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梁启超反思变法并于 1902 年写出 《新民说》前三节之际，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以更激进的方式改造中国政治的武装革命行动已经启动7年之久 ( 兴中会成立于1895年，当年发动武装起义，已有同志壮烈牺牲) 。实际上孙中山颇显混乱的共和思想也并未成为其革命队伍的指导思想。排满尽管只是手段，但革命以此相号召，便不可能把革命队伍造就为民主共和的基本力量。孙中山所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之一部分新军下级军官与士兵也仅在反满号召下跻身革命行动。（评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影响）

当代学人多认为广义的“五四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或“新文化运动”应分为“五四”前后两个阶段。五四前的新文化派强烈主张改造中国须首先改造思想。陈独秀创办 《新青年》即指出，中国“将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青年一代“十之九”头脑充塞“陈腐朽败”之思想。欲救“必亡”，青年必须辨明“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对陈腐朽败者“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分歧实际只是对思想启蒙具体内容的认识歧见。胡适理解的思想启蒙只是 “教育思想文化” 等远离政治但又是为政治改造奠基的思想启蒙，不包括直接的政治思想启蒙。经过长期的“教育思想文化”启蒙，把国人完全改造为有深厚现代思想的国民，再进行政治改造无疑更为顺当。但这就不是胡适想象的“二十年离开政治”可以成就的了。西方有悠久古代民主传统的国家，其思想启蒙如果从15世纪文艺复兴高潮算起，到17世纪中叶英国政治革命也经历了200多年的思想准备。胡适希望通过20年纯思想启蒙奠定政治改造基础显然不切实际。关于启蒙应激进还是缓进的主张也颇为理想化。如果胡的主张是对话和讨论，那么陈的态度则是“不容” 和“一言堂”，“而陈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话的主张是“对”的，“是非甚明” 的。胡适还认为容纳讨论，通过有说服力的讨论可使对立者放弃自己的“天经地义”而归服于他人的“天经地义”。狭义的五四运动尽管有“思想者”参与，但并不等于五四运动已是有新思想导引的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尽管规模空前，但仍然是缺乏新思想基础的单纯救国行动。在五四运动突如其来之际，这些新思想不可能立即转化为运动的精神支配力量和对民众运动大潮有实际召唤力的口号。在五四运动突如其来之际，这些新思想不可能立即转化为运动的精神支配力量和对民众运动大潮有实际召唤力的口号。直到 1922 年，陈独秀在谈及马克思主义时才明确指出，“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运动所传播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运动以后被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转化为组建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的救国运动，开启了一条日趋广阔的救国之道。（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