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和散文的区别高考模拟（汪曾祺小说和散文的区别）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一项举世瞩目的辉煌壮举，是一次意义空前的伟大创造。这一壮举和创造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古老中国的面貌、境遇和命运，以及它的世界影响和国际地位，而且还真正唤醒和振奋了国人的精神、意志和诉求。

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职业革命家，在投身壮阔时代洪流和火热社会实践的同时，满怀激情，敞开心扉，捧出了一系列传播先进思想、呼唤社会变革、展示历史图景、表达人民心声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凭借崭新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风范，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构成了百年中国历史上一道常读常新、青春永驻的文学风景线——红色散文。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砥砺前行中催生的精神火花，红色散文自有强大而稳定的意旨基因和价值取向，但就其审美表达的物象与方式而言，分明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既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抒情言志，又有一代代革命事业后来人的嘉言懿行，高风亮节；既有峥嵘岁月里无数英烈先贤的壮怀激烈，出生入死，又有硝烟散尽后广大劳动者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既有风展红旗的高歌猛进，又有山重水复的曲折回旋；既有踏访革命圣地的绵绵思绪，又有沉吟红色经典的涌动情潮……所有这些溢彩流光，在历史天幕上交汇成红色散文缤纷生动的艺术景观，同时也自然地呈现出属于它的突出个性与鲜明特点。

彰显思想的光芒与理性的力量

在文学样式中，散文具有显见的“我思故我在”的特征，这决定了优秀的散文篇章，理应承载具有真理品格、能够昭示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的观念形态，以此启迪和引领人民群众自觉投身于伟大的时代变革和社会实践，同时也为红色散文注入真理的血脉和文化的滋养，使其在整体上站到了历史高处和时代前沿，彰显出思想的光芒与理性的力量。

李大钊的《新纪元》和《新的！旧的！》发表于“五四”之前，或敏锐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性与“不调和性”，或热情呼唤全世界劳工阶级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新纪元、新文明，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进行了舆论铺垫。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为悼念张思德同志而作，文章不长，但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奋斗宗旨，宣示了革命者特有的生死观和价值观，从而成为共产党人永远的纲领和经典。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和《革命的精神生活》，聚焦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其中阐扬的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和坚强、乐观、无私忘我的“松树”品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确立自身的根本标志。梅岱的《明斯克钩沉》记述作家的白俄罗斯之行，其跨越时空的见闻与思考，精辟解析着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严峻挑战，同时又满怀信心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启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新长征的豪迈情怀。

新时期以来，多位作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写下拜谒或重读马克思的文章，其中聂锦芳的《在〈资本论〉产生的地方》、朱增泉的《缅怀与思考》、梁衡的《特里尔的幽灵》等，均以新颖的见识丰富和深化着人们对真理的认知。华罗庚的《写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青年们》、刘亚洲的《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王巨才的《回望延安》、韩少功的《万泉河雨季》等，都承载了足够多的思想光泽和精神重量，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义，给人以启迪乃至震撼。

人物形象立体而鲜明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必须写人，小说是这样，散文亦复如此。不过同样是写人，小说和散文仍有区别：小说重在塑造客体的人物形象，而散文则更多披露作家的内心世界——散文有时也写客体的人物形象，但这些客体人物仍然浸透了作家直接的目光打量与情感评价，是作家心灵的延伸。唯其如此，我们才常把散文看作一个人的心灵史。而在这一维度上，红色散文同样多有佳篇。

细读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文中的老人家辛勤劳作，艰难持家，自己是穷人还不忘周济比自己更穷的人，对于儿子从事的革命事业，给予默默的支持。文章结束处，作家把母亲与千百万劳动母亲联系起来，深情写道：“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时，作品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质朴本色与博大情怀。

《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是方志敏在囚室里写成的红色经典。作品对恶魔戕害祖国母亲的猛烈抨击，对未来中国美好前景的殷切呼唤，对生命追求与个人操守的坦荡告白，把共产党人的肝肠与初心表现得酣畅淋漓。邹韬奋在生命最后时刻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这使得一篇短短的《遗嘱》，尽显信仰的崇高与信仰追求的美丽。

刘白羽的《长江三日》记述作家乘江轮顺流而下的经历，笔端呈现的或激流勇进或从容安详的情景，是三峡的性格，更是作家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与激情的外化。李健吾的《我有了祖国》透过“我”在外国和旧中国的遭遇，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带给自己的幸福和自豪。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通过描写西部大地沸腾的劳动场景，传递出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及壮丽山河的深爱与礼赞。而一部《雷锋日记》则直接敞开了人民好战士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平凡而伟大”。

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魏钢焰的《忆铁人》、梁衡的《大有大无周恩来》《方志敏最后七个月》，丁晓平的《老渔阳里2号的百年时光》，以及沈俊峰写邓稼先的《假如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等，虽然都是隔着时空为伟人和英烈画像，但由于作家进行反复的现场采访和细致的资料爬梳，同时又注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写作态度，所以同样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可信性。由此可见，优秀的红色散文可以视为文学版的党史，它同样具有信史一般的认识价值和恒久生命。

饱满的精神升华与情感绽放

红色散文所高扬的精神旗帜，从来不是一种预设的、外部的存在，而是作家源于内心的真诚表达。许多红色散文家，首先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和践行者，是无怨无悔的革命者。对于他们来说，驱笔为文不是寄托才情，更不是博取名利，而是基于理想、使命和责任的以笔为旗，直抒胸臆，是在斗争或工作中的精神升华与情感绽放，正所谓“血管里流出的总是血”。这样生成的散文之花，自然别有神采和魅力。

散文可以有必要的合理的艺术虚构，但绝不能仰仗和放纵虚构。尤其是当散文作为相对完整的历史侧面或时代画卷加以呈现时，其形象的真实感和本质的可信性，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品质。在这方面，红色散文又一次显示了自身的不同凡响。一批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非虚构手法为武器，充分调动个人介入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资源和优势，留下了一系列具有历史现场感和艺术真实性的作品。

陆定一回忆红军翻越瑶山的《老山界》、魏巍速写抗日战场的《黄土岭战斗日记》、东平报告新四军挺进敌后的《向敌人的腹背进军》、菡子描写志愿军战士的《激渡》、杨得志的《强渡大渡河》、荒煤的《奔向延安》、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等，作家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他们在历史现场有着深切记忆和丰富体验，笔下文字既有年代特征，又有生动细节，容易形成代入感和诚信力。方纪的《挥手之间》、子冈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刘白羽的《沸腾的北平城》、李水清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朱增泉的《飞天记》等，记录了红色历史的大场面或大事件。作家作为当时的在场者和见证者，精心调整视线、焦距和节奏，努力再现各自锁定的宏观场景与整体过程，同时敏锐捕捉现场独特的画面、细节和气氛，从而将现场传真般的艺术长镜头，储存到时代的天幕上。

生成于红色实践的红色散文，拥有助力民族解放、促进社会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的使命感和功用性，但这不意味着红色散文一向只注重内容厚重而不讲究审美营造。事实上，在红色散文的艺术长廊里，构思精妙、质文俱佳的篇章并不少见。

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用现代色彩的艺术手法，把寓于景物之中的延安生活和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得雄奇壮观、万千气象。秦牧的《社稷坛抒情》《长街灯语》将写景、抒情、思考和知识传播熔于一炉，让几个方面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构成浓郁立体的审美磁场，拥有强大的感染力。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用“我”的深情推动和浇灌叙事，使笔下的英雄愈发勇敢质朴、可敬可爱。刘上洋的《万里长江第一湾》，由长江水流的从容拐弯谈到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扬弃发展，再谈到中国革命的迂回曲折，改革前行，于是“弯”有了哲学意义，整篇作品也有了移步换形、曲径通幽之美。杨朔的名篇《茶花赋》《荔枝蜜》讲构思，讲意境，讲文采，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文风。后来虽受到不少的异议，然而拉开时间距离再看时，其艺术上的某些特质迄今仍在散文的河流里或隐或显地赓续着、发散着。这仿佛提示人们，对于红色散文的艺术成就不容小觑，更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