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
身为北京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从2017年开始,张晓玲就为网瘾受害者进行公益代理,由此她目睹了无数因沉溺网络游戏而酿成的悲剧——
一位孩子一年在线时间长达6000小时左右,身体机能严重受损,“眼皮都睁不开”;一位初中生在假期常常起床后不吃早饭便开始玩网游,玩到晚上11点多,熄灯后还要在各大平台刷游戏视频,成绩也由初一时年级100名左右下滑至400名;一位刚小学毕业的男孩从暑假开始玩游戏,短短不到两个月,开学前三天的晚上,打着游戏的他因为迷幻突然从四楼跳了下去;一位中学生沉迷游戏无法上学,他模仿DNF中的一个叫做“火攻”场景,居然把外公外婆的房子烧了……
四年间,从原本只有对超长时间玩游戏的未成年人提出页面警示,到建立青少年模式,到要求实名注册且限制每日时长,再到如今再次严格限制游戏时间,网络游戏防青少年沉迷监管愈加完善。
而对于张晓玲和她身后的数百位网瘾受害者而言,这项新政中的一字一句都是“无数家庭的痛苦与挣扎,无数次的努力,才促成的意义非凡的进步。”
就在过去的8月,因为张晓玲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得国内某互联网大鳄的产品因涉嫌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成功引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关注并发起公益诉讼程序。
数百人向一位律师呼救
一个孩子,两个家族,败给了游戏
“一个孩子,两个家族,几代人的传承,却败给了游戏。”从业第十一年,张晓玲突然深刻地感知到,网瘾已成为让越来越多家庭支离破碎的元凶。
那是2017年,在张晓玲身边,两个亲戚家的孩子都为网络游戏“着了魔”。“一个刚读初一的孩子,整日旷课打‘吃鸡’,成绩一落千丈,吃饭、睡觉叫不动,家人以死相逼;另一个初三的孩子,玩《王者荣耀》两个月,为了买装备偷偷刷卡一万。”
大学时,张晓玲也曾有过沉迷网游的经历,“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仿真性强,天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连成年人都容易上瘾,何况还处在身心发育阶段、自控能力差的青少年呢?”感同身受的张晓玲从此走上了为网瘾受害者公益维权的路。
从北京延伸至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找到张晓玲,把她当作自己整个家庭的救命稻草。无数种因网络游戏而生的绝望汇聚到张晓玲面前——许多孩子为此辍学,引发家庭矛盾纠纷;严重点的则导致治安问题,有的孩子为充值玩游戏而去偷抢,有的孩子因沉迷格斗游戏而在现实生活中打架斗殴,年纪大的孩子则走向网贷;更严重一些的孩子则迷幻到和家长打闹,产生精神分裂与肌无力,甚至出现自残、自伤,自以为能像游戏里一样满血复活。
从接触游戏到沉迷其中,甚至上瘾,这个发展过程令人难以察觉。2019年,在南通,一个小学刚毕业的男孩从暑假开始玩游戏,由于父母要求严格,他每天玩的时间并不长。但短短不到两个月,开学前三天的晚上,打着游戏的男孩却突然从四楼跳了下去。
男孩性格活泼,喜欢运动,暑假期间还曾跟随父母到南非玩了几天。可转眼间,毫无征兆的他消失了,只剩下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喊。
后来,张晓玲特意去下载了男孩沉迷的游戏《绝地求生》。“在游戏场景里,人从很高的石头上跳下来不会摔死,只是流点血,还可以复活。”张晓玲猜测,那一刻,男孩已经身临其境,沉浸在游戏中无法自拔。
“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有什么办法,才能不让他打游戏?”张晓玲发现,即使找上自己,大多网瘾受害者的初衷却并非维权,而是呼救和诉苦。
“有人会说家长要反思自己,或者孩子本身存在某些问题,可家庭、个人和网络成瘾没有必然联系。每代青少年都有自己的游戏,但这代孩子接触的网络游戏中有太多环环相扣、诱人上瘾的内容设计。”在张晓玲看来,有很多曾经品学兼优的孩子,生活在和谐、完美的家庭,可依然败给了网络游戏。
相对于医治一个个已经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张晓玲更想做的是从源头遏制住这场席卷一代青少年的围剿,“把大家的案例汇聚到一起,让网游的危害引起社会重视,让游戏行业更加规范,尽到对未成年人应有的保护义务。”
然而,很多时候,即便张晓玲为当事人规划好起诉游戏公司的路,最终也往往不了了之。
“经济条件差的家庭,觉得起诉太漫长,耗钱耗力,又不一定胜诉,他们宁可私下和解,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特别害怕孩子网络成瘾的情况被外人知道,觉得一旦这样,孩子更加没有恢复的希望。”很多家长就像掩耳盗铃,对孩子恢复正常生活抱有虚无的期待,张晓玲对此很无奈。
网游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
这里门关了但那里窗开了
“你不关心游戏,游戏关心你的孩子!杜绝未成年人网游成瘾,需要全社会的合力,作为重要当事一方的游戏公司更应履行职责、承担责任。因网络游戏遭受损害的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请告知我们您的案情,我们将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今年2月底,吴先生才辗转看见2018年张晓玲发布的这篇呼吁网瘾受害者维权的文章。像在灾难的瓦砾中找到一线希望,吴先生很快通过文章底部发布的电话联系上张晓玲。
早上起床后不吃早饭便开始玩网游,玩到晚上11点多,熄灯后还要在各大平台刷游戏视频……这是9月即将读初三的小杰的暑期生活。因为沉迷游戏无心学习,小杰的成绩由初一时年级100名左右下滑至400名,并且由于长期在被窝里打游戏、刷游戏视频,视力也因此受损,寒假时配的眼镜已近500度。
小杰的父亲吴先生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在没接触游戏前,小杰也曾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初中预备班的摸底考试中,他在全班男生中排第二,老师和家长一度对他充满信心,认为小杰考入区重点高中没问题。但是,进入初中不久,小杰看到班级很多同学在玩《王者荣耀》,便迅速被吸引。“当时我没在意,也没意识到他会上瘾,”吴先生没想到的是,儿子后来因沉迷游戏而耽误学业。
在家里,小杰留给父母的常常只有一个捧着手机的背影。看着屏幕上不断闪现的妖魔鬼怪,吴先生软硬兼施也无济于事。“没接触游戏前,儿子挺愿意和我们沟通,之后就逐渐自我封闭了。”吴先生说,沉迷游戏后的小杰性格逐渐变得暴躁,常常对父母大吼大叫,“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有一次,吴先生曾尝试收回小杰的手机制止儿子玩游戏,但小杰因此情绪激动并动手打架,吴先生担心导致极端情况发生,之后也不敢再强制收手机。
“我们错过了对孩子最佳的纠正时期。”回想起来,吴先生心酸地说,自己和妻子的教育观念始终不一致。
“他妈对他采取放羊式的散养教育,对网络游戏的危害性也没有清晰的认知,过早让孩子接触电子产品,还又教孩子打单机游戏,后来孩子才发展到偷打网络游戏。”吴先生自责地说,当孩子出现网瘾问题时,两人又束手无策,矛盾重重,“我们原本商量好没收孩子的手机,可他妈经不住孩子的吵闹,还是一味地纵容溺爱,甚至给孩子买新手机。”
如今,小杰的手机里下载了六七款游戏。吴先生认为,网络游戏目前设有的防沉迷系统,对于像小杰这样重度沉迷游戏的孩子来说,几乎“形同虚设”。
“儿子每天6个游戏打一圈,直到不能打为止,比职业选手还痴迷。”吴先生向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解释,按照此前的防沉迷规则,平时每个游戏限制1.5小时,6款游戏加在一起就是9小时,而双休日和节假日每个游戏一天可以玩3小时,这样上限则一共是18小时。
晚上10点之后,小杰依然可以玩游戏。
不仅如此,小杰还喜欢刷游戏视频,向博主学习经验。如此一累积,每天耗费在游戏上的时间根本难以控制。
“现在的防沉迷系统,未成年人也可以轻易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号。”有段时间,吴先生发现小杰每天在一款游戏中玩的时间远超1.5小时,就向游戏公司进行投诉,“结果,公司查询发现他是用成年人身份证注册的账号。我一核对,那是他爷爷的身份证号。”
即使无法冒用家人的身份证,青少年也可以轻易在网络中找到更多途径。“网上,倒卖这种成年人身份证号的人多得很,只要花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还有很多时候压根不用钱,尤其那些卖游戏商品的销售,可以免费提供。”经过和多位网瘾青少年的交流,张晓玲认为,当下各种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都像一场“作秀”,“就像一幢房子,乍一看,它把所有朝向青少年的门都关闭了,但实际上,它又朝这群人打开了窗户,冲着他们招手说,‘从这边进来’。”
将游戏运营方告上法庭的受害者
模仿游戏场景,孩子烧了外公外婆的房子
4月向北京市互联网法院递交起诉书,8月收到开庭通知……在张晓玲代理的数百起案例中,小明(化名)成为唯一走上将游戏运营方告上法庭的受害者。
小明原本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可因沉迷游戏,出现了殴打父母、纵火烧房的极端行为。经鉴定,小明为精神二级残疾,至今仍辍学在医院接受精神治疗。
今年年初,小明的父母通过一个法治网站主动联系上张晓玲,“我们的孩子毁了,除了通过司法程序索赔,我们也希望借此警醒更多的家庭。”
自小明出生后,刘虹(化名)就辞职成为一位全职妈妈。刘虹格外重视对孩子的培养,身处被称为“鸡娃”区的北京海淀区,她经常和周围家长交流育儿心得。在刘虹的悉心培育下,小明小学时的成绩基本稳定在班级前十名。
由于小明幼时被诊断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注意力容易不集中,刘虹一直特别注意预防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刘虹有意识地为儿子培养各种各样的爱好,比如,旅游、养动物、学书法和画画,“就是为了让他花更少的时间在游戏上。”
然而,事实还是出乎意料。自从小明在初二时接触到一款名为“地下城与勇士”(简称DNF)的游戏,原本平静的生活彻底被打乱。起初,小明每天只玩一两个小时,刘虹没有太在意。直到后来,她发现小明开始模仿游戏里的场景,买回各种刀、棍之类的装备时,刘虹才发觉“儿子不对劲”。
2016年开始,小明不上学了,一天有近10小时坐在电脑前。从此,刘虹不得不开始一场“和游戏抢儿子”的争夺战:她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特意将小明的老师、同学请到家里,为儿子营造画画、写字的环境;她尝试用强硬的方式断网,结果儿子当场徒手砸玻璃,双手缝了20多针;她也曾去游戏公司后台留言、求助,可等来的只有冰冷的人工智能回复……
种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随着沉迷游戏的时间越来越长,小明已经逐渐分不清现实与游戏世界。“他和人交流时的语言、日常的行为,都和游戏场景里一模一样,完全把游戏带到生活中来了。”刘虹说,儿子有时一个人模仿不过瘾,还要拉着她“对战”,“起初他把我弄伤时会很自责,但到后来却会讽刺,‘你怎么跟纸做的似的’。”
2019年5月,小明甚至把外公外婆的房子烧了。刘虹后来与儿子沟通得知,这是他在模仿DNF中的一个场景,叫做“火攻”。回想起这灾难般的经历,刘虹觉得当时儿子已经完全被游戏控制,失去了人性中基本的理智。
游戏充值则成为小明和父母之间的另一个矛盾爆发点。“DNF是一款需要玩家不断购买装备才能通关的游戏,其中还有类似赌博的设置会让玩家上瘾。”刘虹记得,最初小明只进行一些小额充值,但随着关卡难度提升,他充值的数额渐渐不满足于几十元,到后期甚至一天就充值7500元,“这些年累计下来为这个游戏投入了近5万元。”
而一旦要不到充值的钱,小明就会砸东西,或者对父母拳脚交加。由于父子间矛盾不断升级,父亲只能搬出去租房住。在此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独自陪伴儿子的刘虹每天提心吊胆:“沉迷游戏最严重的时候,我就成了他的人质。他以此来要挟爸爸给钱,如果不给,我就会有生命危险,后来我甚至都安排后事了。”
如今,刘虹常奔波于湖北老家、儿子的医院、和丈夫工作的城市之间,“如果没有接触这款游戏,我不会失去那个健康的儿子,也不会失去家。”
希望监管能够落实到位
建议网游广告也要监管
8月30日,看到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再度出台新举措,刘虹却五味杂陈、悲喜交集:“如果早一点有这种防青少年沉迷网游的监管,是不是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刘虹的喜悦在于,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努力终于有了回应,或许能够防止更多孩子遭受网游的危害;刘虹的难过在于,每每想到还住在医院里的孩子和整个家庭长久以来的牺牲,对孩子的未来,下一步该如何走,她仍充满迷茫。
这项新政同样让张晓玲和不少网瘾受害者家庭感到欣慰和振奋,感觉“长期以来的诉求终于得到了有效回应。”但欣喜之下,他们的忧虑仍未停止。
“这是个好政策,力度确实很大,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后期能否落实到位,别让它变成一纸空文。”在张晓玲看来,目前发布的监管政策仍不够细化,“比如,未成年冒用成年人身份证进入游戏时,如何有效监管?对于不遵守规则的游戏公司如何处罚?”
张晓玲建议,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平台实名认证的过程不应局限于注册阶段,“能不能每次登陆游戏时,都要通过人脸识别等生物认证方式核对身份。否则,未成年冒用成年人身份证的问题依然无法杜绝。”
同时,张晓玲认为,网络游戏无孔不入的宣传广告也需要得到监管,“现在,给孩子买本书,买个玩具,都会发现其中夹带着网络游戏的广告。这种环境太可怕了。”
“世界各国对游戏的开放程度不同,因沉迷游戏对青少年产生的不良影响,对游戏开发者和运营者处理力度很大。他山之石可以借鉴。比如,在欧洲,网络游戏对用户有明确的分级制度,一是根据游戏适宜的年龄层,划为3岁、7岁、12岁、16岁、以及18岁以下五类分级;二是在游戏外包装上有内容提示,如暴力、色情、恐怖、亵渎、歧视等内容描述。”张晓玲希望,今后中国能向欧美、日韩、新加波等各国学习,对网络游戏建立起分级制度,让科技向善,真正为未成年人撑起一把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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